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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五（13日）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“华尔街见闻”撰文称，多个现象表明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，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，思考财政问题，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。徐忠还指出，“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，信息披露大而化之，缺少公众监督，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财政报表，我也看不懂。没有有效的信息披露，事实上监督制衡无法实现”。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，财政政策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，有发挥作用的很大空间。目前，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，甚至是紧缩的。中央财政要发挥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作用，实行真正意义的减税，做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扩大投资。财政政策近年来做了很多事情，财政部的同志经常加班加点，财金23号文、《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》从文件本身写得都挺好，但是近期市场上对财政政策的诟病也比较多。实际上，美国财政部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，至少相当于我国发改委、财政部和商务部三者之和。中国的财政体制脱胎于计划体制，财政政策制定实际是分散在多个部门，各部门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制定政策，公共财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。从预算的角度来讲，预算制定、预算批准、预算执行和事后监督，都要建立足够好的制衡关系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，信息披露大而化之，缺少公众监督，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财政报表，我也看不懂。没有有效的信息披露，事实上监督制衡无法实现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，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，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，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.6%，与去年3%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。即使按照一些财政专家所测算的，实际的赤字率可能达到3%，那也不是积极的。因为对地方债务控制后，总的财政政策不可能积极。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，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。从长远来看，地方隐性债务问题、养老金缺口问题，都需要财政资金解决。通过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，化解产能过剩、杠杆率偏高、房地产泡沫等结构性问题，也需要财政政策提供支持。寄希望提高财政收入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是涸泽而渔，最终必须通过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来解决。二是财政要提高把钱花好的意识。最近关于个人所得税修法的讨论比较热烈，有财税专家认为，起征点不能超过5000，否则纳税人数量会大幅减少，不利于提高居民的纳税人意识。但是，财政部门很少强调纳税人意识的另一面，即提高财政信息透明度，财政支出要接受纳税人监督，对纳税人负责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近几年的减税降费规模超万亿元，但这两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GDP的增速，单位GDP承担的财政收入增加了。这种现象让老百姓对减税政策的效果产生质疑，对市场的预期引导也会有问题。比如，原先营业税的征管有一定的弹性，但增值税征管有上下游企业的交叉对比制衡机制，管理更加严格。原先一些小微企业不交税，现在必须缴纳增值税，否则不能给需求方开具增值税抵扣凭证，业务会受到影响。又比如，支持创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税率上的优惠实际上是以企业有盈利为前提的，一些中小企业根本没有税前盈利，这种政策不过是空中楼阁。税制修订过多地考虑修改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，为了保证税收收入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只从税率上考虑，没从征管上着手，导致税率偏高。最近的新闻热点显示，明星逃税现象比较严重，这表明税收征管没有做好。个税改革首先需要税务部门自身做好征管工作，才能设计出广税基、低税率的改革方案。